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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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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帥:扎根依規治黨實踐的理論創新——2019年黨內法規制度研究綜述

    來源:《決策與信息》2020年第6期   作者:  發布時間:2020-07-02 16:21:07  瀏覽:

    [作者簡介] 邵帥(1992-),男,安徽安慶人,武漢大學法學院2019級博士研究生,武漢大學黨內法規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摘    要] 2019年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全面推進,黨內法規制度研究亦取得新的進展,呈現出研究主題多元化、研究方法多樣化、實踐導向鮮明化、學理研究深入化等特點。2019年黨內法規制度研究中,圍繞黨內法規、黨內法規體制機制、黨內法規制度建設、黨內法治四個主題的研究均取得了豐碩成果,今后黨內法規制度研究要重視運用跨學科研究方法,提高黨內法規制度研究選題質量,增強黨內法規制度自信,加強黨內法規學科建設研究。

    [關鍵詞] 黨內法規;黨內法規學;黨內法規體制機制;黨內法規制度建設;黨內法治

    [中圖分類號] D26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20)06-0017-10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加快推進,黨內法規制度研究不斷“升溫”。2019年是新時代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關鍵一年。黨內法規制度建設進入了既重視立規更強調執規,并不斷推動黨內法規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轉化的新階段。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治黨、依規治黨的重要論述,為開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實踐是理論之源。豐富的黨內法規實踐促進了黨內法規制度研究的繁榮,2019年的黨內法規制度研究尤其如此。不僅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發表在高水平期刊上①,而且在研究領域和研究深度等方面也取得重要進展。為全面呈現2019年黨內法規制度研究狀況,本文試圖對此進行深入地全景式梳理②。

    一、2019年黨內法規制度研究的總體特點

    回顧2019年黨內法規制度研究情況,總體上可以概括為以下四點:

    一是研究主題多元化。黨內法規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其學科屬性和學科定位尚處于形成之中,因此2019年黨內法規制度研究的主題較為分散,呈多元化發展趨勢。例如,既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黨內法治、依規治黨等宏觀整體性研究,也有黨內法規制定、實施、備案審查、實施后評估等微觀具體分析;既有黨內法規制度屬性、價值取向、規范特征、語言特點、適用規則等基礎理論研究,也有完善黨內法規制定體制機制、提高黨內法規執行力、推進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協調銜接等對策應用研究;既有針對黨內法規本身的抽象研究,也有黨內巡視、問責、容錯糾錯、監督等具體制度研究等??偠灾?,2019年黨內法規制度研究主題呈現多元化特點。這充分反映了黨內法規學的學科邊界和容量仍在持續擴大,同時也彰顯了黨內法規學學科地位的重要性。

    二是研究方法多樣化。長期以來,研究黨內法規的專家學者主要來自法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政治學、社會學等不同學科。這必然導致不同學科視角下的黨內法規制度研究在整體上呈現出研究方法多樣化的特點?;仡?019年黨內法規制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除通常使用的政策分析、歷史分析、經驗研究等外,還有較為精細的基于黨內法規文本的規范分析,基于調查數據的定量統計分析,基于歷史和域外考察的比較分析,另外還有體系研究、類型化研究等其他方法的運用。有學者指出:“黨內法規解釋論、實證論、歷史論和比較論的充分展開,能夠引領黨內法規顯學時代的到來?!盵1]黨內法規研究方法的多樣化特點,從根本上反映出黨內法規學的交叉學科屬性。這反過來決定了黨內法規制度研究應當具有更強的包容性,在一定時期應綜合借鑒和運用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

    三是實踐導向鮮明化。理論來源于實踐,并以解決現實問題為使命擔當。特別是在當前黨內法規理論研究明顯滯后于黨內法規實踐的情況下,黨內法規研究更應當強調其實踐面向和問題導向。2019年黨內法規研究即體現出更加鮮明的實踐色彩。例如,當黨內法規由“增量”轉為“提質”,黨內法規制定研究即成為熱點話題;隨著國家層面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有學者即開始探討黨內法規的合憲性審查問題;在強調“執規必嚴”的情況下,黨內法規實施及評估等問題的研究即更加系統深入。此外,對副省級和省會城市黨委制定黨內法規試點工作進行問題分析和經驗總結,以及關于生態環境政黨法治、財政黨規、微腐敗治理的紀法銜接等其他現實問題的研究等等,都充分體現了黨內法規制度研究立足實踐、服務實踐的理論品格。

    四是學理研究深入化。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內法規制度研究由粗淺型進入精細型,學理性得到逐步提升。特別是2019年黨內法規制度研究在這方面表現尤為突出。在選題上更加具體、更有針對性,如專門探討黨內法規的識別標準、條例體系建設等具體問題;在理論借鑒與融合上更加務實,如將既有理論與黨內法規實際相結合,深入探討“黨內法規嚴于國家法律”的正當性,構建特色鮮明的黨內法規制定技術規范體系等;在理論覺醒和創新意識方面顯著加強,如對黨內法規制度屬性、特征、法治定位等認識更加客觀全面,自覺主張從創新社會主義法治理論角度研究黨內法規等等。這些變化深刻契合了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精神,特別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黨內法規制度研究帶來的理論覺醒和創新氛圍。

    二、2019年黨內法規制度研究的主要內容

    為便于把握2019年黨內法規制度研究的主要內容,筆者按照“黨內法規”“黨內法規體制機制”“黨內法規制度建設”“黨內法治”四個主題詞分別進行闡述。

    (一)黨內法規

    黨內法規制度屬性是黨內法規制度研究的基礎問題,也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學術爭議話題。長期以來,黨內法規有著“硬法”與“軟法”之爭。應該說,兩者各有其理論優點和不足。在此基礎上,2019年有關黨內法規制度屬性的探討主要形成以下四種觀點:一是“軟硬兼具說”。有學者指出,“軟法”“硬法”之爭實質是基于規范主義法學和法社會學研究視角的差異,黨內法規兼具“軟法”“硬法”的部分屬性[2];二是“硬法說”。有學者堅持認為黨內法規是硬法,是治黨和治國之法,與國家法律地位相輔相成,不過與以往直接套用理論不同的是,強調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必須創新法治理論體系[3];三是“規范說”。有學者回避“法”的爭論,而從特殊“規范”的層面認識黨內法規,探討其規范屬性和特征,并從黨和國家治理現代化角度,把黨內法規定性為與國家法律并行不悖、相輔相成的法規范[4][5];四是“制度說”。有學者認為,“黨內法規”是對黨內規章制度的修辭概括,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法”,“黨內法規”的提法有著特殊的政治和法治意義[6],等等。當然,不論如何,黨內法規已經成為一種客觀存在的制度現象,從特別權力關系角度來說,黨內法規具有獨立于國家法體系存在的正當性[7]。因此,黨內法規制度屬性研究的問題,并不出在黨內法規本身,而是出在黨內法規理論研究上,其解決之道應在于創新黨內法規理論。

    圍繞黨內法規的特點,很多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進一步深化了對黨內法規的認識。一是從整體特性角度,有學者將其歸納為鮮明的政治性和組織性、歷史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嚴格的約束力和紀律性、相對的獨立性和自治性[8];二是從規范角度,有學者認為黨內法規具有明確性、模糊性、政治性等特性,強調為強化黨內法規“法”的屬性,應當提煉形成涉及制定、解釋、適用的黨內法規的明確性原則[9];三是從語言角度,有學者指出,黨內法規用語是“黨言黨語”與“法言法語”的融合,呈現出文本表達形式“去法律化”與文本結構規范“法律化”的趨勢[10];四是從識別角度,有學者指出,現行黨內法規識別標準存在主體不完全、名稱不清晰、邏輯結構不全面、發文方式不精準等問題,需要形塑一整套周延、精準、可行的黨內法規識別標準[11]。

    關于黨內法規制度研究,存在著整體與部分之分。從體系角度來說,有學者認為,黨內法規的結構體系化、規范體系化以及內容體系化,構成黨內法規體系化的結構邏輯[12];而在體系橫向劃分方面,可以按照黨的政治活動把黨內法規分為黨的領導法規、黨的組織法規、黨員教育管理法規、黨的權力運行法規、保障類法規[13]。從具體黨內法規類型來說,黨章研究十分重要。有學者研究黨內典章(黨章和中央黨內法規),認為黨內典章具有不同于一般意義的政黨規范的特殊屬性,具有根本法屬性和根本法效力[14]。特別是黨章在制度體系建設中的功能,已從提供體例依據轉變為提供內容參考,因而應更好發揮其黨內根本法作用,并與憲法法律協調共融,從學科層面在法學學科體系中創建和發展黨章學[15][16]。另外,還有學者探討了黨內條例的體系化建設,梳理了黨的領導法規制度、黨的組織法規制度等的歷史發展脈絡,對黨組制度、巡視制度、黨紀條例、政法工作制度及政法領域黨內法規體系化等具體制度進行研究。

    (二)黨內法規體制機制

    改進黨內法規制定工作,提高黨內法規質量是2019年度黨內法規實踐和理論研究的重要主題,很多學者圍繞黨內法規制定工作進行了研究。如有學者關注黨內法規制定主體問題,認為當前應進一步明確黨內法規制定主體的范圍及黨內法規制定權的行使方式,建立黨章解釋制度和授權立規制度,明確議事協調機構在黨內法規制定中的地位和權限[17]。有學者認為,為提升黨內法規的可操作性和實效性,有必要制定專門的黨內法規制定技術規范,提出黨內法規制定技術規范包括統籌技術規范、語言技術規范、結構技術規范、活動技術規范和公文技術規范五個方面[18][19]。還有學者認為,黨員參與有助于提升黨內法規的民主性、增強黨內法規執行力和塑造黨內法規權威性,應遵循“全程參與——過程民主”“有序參與——形式民主”和“有效參與——實質民主”原則,構建新時代黨員參與黨內法規制定模式[20]。關于副省級城市和省會城市黨委制定黨內法規試點工作,有學者從黨內法規立項起草、審議發布、宣傳解釋、執行督辦、實施效果評估等實踐環節進行經驗梳理和總結,基于規范立場認為,制定主體應當明確賦權制定事項范圍,理順黨內法規和黨內規范性文件名稱關系,規范報批程序,平衡把握政治話語與法言法語、經驗固化和制度前瞻、地方經驗類型化和抽象化等關系[21][22]。

    黨內法規的生命力在于執行。為了加強黨內法規執行工作,不少學者對黨內法規的執行(或稱實施)問題進行研究?;凇吨袊伯a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等黨內法規文本,有學者對黨內法規的效力位階與沖突規避方式展開規范分析,提出包括一般適用規則、沖突適用規則和執紀適用規則在內的黨內法規適用規則[23][24]。這為黨內法規執行提供了更加明確的規則指引。有學者指出,加強黨內法規的執行必須厘清其基本內涵和框架體系,明確執行主體,按照原則和程序有序開展,必須遵循忠實執行、合法執行、公開透明、權責一致等執行原則[25][26]。關于當前黨內法規執行的問題與對策,有學者指出,問題主要是由黨內法規自身質量、黨內抓落實本領、制度執行的外部環境、基層黨建質量、物質利益最大化驅動和違規慣性文化作用等因素所導致,其中對“關鍵少數”監督和制約的弱化,會反過來影響黨內法規的有效執行,因而應當在制度層面整合黨內法規制度知曉遵守機制、監督檢查機制、解釋機制、違規責任追究機制和實施效果評估機制,并以上率下,健全黨內法規實施常態化機制[27][28][29]。

    為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學者們對黨內法規的解釋、清理、備案審查和實施評估等其他機制亦進行了深入研究。關于黨內法規解釋,有學者提出從完善解釋原則、充實解釋內容、明確解釋主體及其責任、促進解釋名稱規范化等方面,改進黨內法規解釋機制,完善黨內法規解釋體系,并具體闡述了黨內法規解釋功能的存在基礎、前提條件、立場選擇及具體指向等內容[30][31]。還有學者提出黨內法規清理標準化命題,從原則、主體、范圍、方式、程序、方法等方面闡述了清理標準化的建議[32]。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有學者將合憲性審查延伸至黨內法規領域,認為應當從審查主體、審查范圍、審查程序幾方面,建設黨內法規的合憲性審查制度,或者通過不同監督機關之間的制度整合,構建統一的合憲性審查制度,由統一機構行使合憲性審查權;并認為,推進黨內法規的合憲性審查工作,還存在思想認識模糊不清、制定工作有待改進、備案審查不夠嚴密、統籌協調不夠有力、審查力量嚴重不足、理論研究有待深化等問題需要解決[33][34][35]。關于黨內法規實施后評估研究,主要聚焦在評估指標體系的構建。有學者認為,黨內法規的實施后評估指標由“七要素”組成,即合法性、協調性、規范性、可操作性、合憲性、合理性和實效性,或者是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協調性、可行性、規范性、實效性;亦或者用一種體系化方式表述,即以合理性評估為基礎,以合規性評估為基本導向,形成以合規性、合法性、合理性、技術性為主要內容的文本評估框架,以執行性和政治性為內容的效果評估框架[36][37][38]。

    (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

    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作為一個整體性實踐樣態,相關研究可分為“認識論”和“方法論”兩部分。對于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認識,有學者從動因角度指出,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興起的政治邏輯,是權威主義、組織力強化、先進性團體以及穩定與發展型的意識形態[39]。有學者從價值取向角度,認為新時代黨內法規體系建設的價值取向,是民主法治價值和黨內法規動態運行價值[40]。黨的十八大是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重要轉折點,由此開辟了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新境界。有學者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依規治黨建設成效,主要體現在立規理念、制規技術、執規效力三個方面的進步;黨內法規發展整體上實現了從功能主義向規范主導主義、從形式法治向法理型法治的轉變,其鮮明特點可以概括為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依規治黨和以德治黨相輔相成、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建章立制和落地生根共同推進、制度建設貫穿黨的建設各領域、以黨內政治文化支撐制度治黨等[41][42][43][44]。

    關于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方法論,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建議。一般而言,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都是不同類型的制度,遵循著制度建設的普遍性規律。如有學者認為,要以國家法律體系化為借鑒來建設黨內法規體系,形成法治框架下黨內法規體系建設的規范主義趨向,而當前應當區分和融合黨內法規的形式規范和實質理性,用黨內法規承載的實質價值“俘獲”形式規范性,進而實現對黨內法規中形式規范性的創造性轉化[45][46][47]。具體考量黨內法規制度的建設路徑,有學者從思維層面提出,要運用法治思維、系統性思維以及協同化思維[48];從原則層面提出,要遵循繼承性和創新性、現實性和前瞻性、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三個統一”原則,或者遵循整體性和重點性、權威性和民主性、規范性和操作性、傳承性與發展性、制度建設與文化培養相統一的“五個統一”原則,亦或者堅持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相結合、堅持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從嚴治黨與思想建黨制度治黨同向發力[49][50][51];還有從實踐層面提出,要分別解決黨內法規制度在科學性、民主性、銜接性、執行力方面存在的問題,從內部統籌推進、外部與國法銜接、提高實踐執行力三個方面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52][53]。

    此外,在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其他方面也有非常豐富的研究成果。如在黨的領導制度方面,有學者認為,應當辯證科學地看待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規范化問題,應從加強建設管黨治黨和自身建設領導的黨內法規制度,黨對一切工作領導的黨內法規制度,推動形成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體系三個方面,對黨的領導制度進行布局[54][55];在黨內監督體系方面,有學者梳理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黨內監督體系的歷史發展,對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制度邏輯進行分析,揭示其內在的制度價值邏輯、制度創新邏輯、制度結構邏輯和制度運行邏輯[56][57]。另外,還有學者專門研究地方黨內法規建設,對延安時期、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改革開放以來不同歷史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進行歷史考察,比較研究越南共產黨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等國外政黨的內部法規制度建設等等。

    (四)黨內法治

    黨內法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在黨內法規制度建設領域的集中體現。探討黨內法治,首先離不開探討黨法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對此曾作出過論斷:“要堅持紀嚴于法、紀在法前,實現紀法分開?!贬槍Α包h內法規嚴于國家法律”的眾多研究,有學者進行理論反思,指出“黨內法規嚴于國家法律”的根本依據應在于黨員的自愿與同意行為,即黨員對自身基本權利的主觀放棄,因而需要從本質、原則、方法、衡量和保障五個方面,提升“黨內法規嚴于國家法律”的正當性與合理性[58]。另有學者以現行憲法第五次修正案為分析對象,具體闡述了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存在交叉關系、一體關系和轉化關系[59]。對其中的轉化關系,有學者從國家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等四個環節,闡述了黨內法規向國家法律轉化的具體路徑[60]。從價值層面來說,黨內法規對于國家法治無疑具有重要作用。有學者認為,黨內法規能為黨領導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提供制度依據;在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貢獻創造性方案與法理支撐的同時,調整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中法律難以深入的領域,而這些對國家法治的作用,根本上源于黨內法治對全體黨員干部產生的作用[61][62]。

    一般來說,黨內法治是指通過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實現的一種良規善治的法治狀態。有學者從社會主義法治整體角度理解黨內法治的含義,認為黨內法治是經由紀檢監察機制實施憲法統攝下的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所達致的善治狀態,并證成其具有法理正當性[63]。在黨法關系的認識基礎上,加強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協調和銜接,是推進黨內法治的應有之義。有學者提出,黨法關系很大程度上表現為黨的活動與憲法法律的關系,根本上是將黨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界定清楚,以此確立黨法銜接的基本原則[64]。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既要堅持黨的領導,又要注重行為合規,構成推進黨內法治的雙重邏輯[65]。另外,協調和銜接具有不同的目標指向。有學者對此指出,銜接包括主體限縮后的銜接與監督處理措施上的銜接;協調則存在于同類情況不同表述方面的協調,以及同一問題相關規定方面的協調[66]。關于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如何協調和銜接,有學者認為,黨法協調和銜接的主要方式,包括無形銜接、直接結合、相互借鑒,以及適用上的優先序位等;如果從權力運行過程來說,應在立法上保障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一致性,在實施過程中保障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貫通,用黨內法規保障司法公正[67][8]。

    黨法關系在宏觀上實際表現為依法治國與依規治黨的關系。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有學者指出,在法政治學視域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制體制與政黨制度,以及交涉其間的政治制度與法律制度的交融,構成理解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關系的實踐場域和理論背景,只有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實現有機銜接與協調一致,才能保障依規治黨與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68]。至于如何推進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有學者認為,價值理念協同、立規立法協同、組織實施協同、監督監察協同,是當前面臨的主要任務;應當堅持黨規黨紀嚴于國法的立法原則,以全面貫徹落實憲法為統領,在分類分層實踐推進基礎上,注重《憲法》與《黨章》的修改相協調,實現黨規與國法制定“互聯互通”,重點理順備案審查的銜接聯動機制等[69][70][71]。

    三、進一步加強黨內法規制度研究展望

    毫無疑問,要實現“到建黨100周年時,形成比較完善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高效的黨內法規制度實施體系、有力的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保障體系”的目標,一方面必須全面推進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提高黨內法規質量,搞好制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解黨內法規“執行難”問題;另一方面,必須加快黨內法規制度研究步伐,為黨內法規實踐發展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完善全面從嚴治黨制度,加強制度理論研究,堅定制度自信。這就要求我們既要理論聯系實際,又要把理論創新與制度自信有機結合。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黨內法規制度研究必須從以下方面予以加強。

    第一,重視運用跨學科研究方法。黨內法規學的交叉學科屬性,決定了僅從單一學科視角以及運用單一方法進行研究,必然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片面性,因而黨內法規制度研究需要綜合運用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這是當前加快黨內法規研究的內在要求和必然趨勢。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黨內法規制度研究應當重視和運用的主要是跨學科研究方法,而非多學科研究方法。這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是否具有知識整合之功效。也就是說,盡管跨學科研究方法與多學科研究方法一樣,是綜合運用多種學科研究方法,但跨學科研究方法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實現知識整合,體現于黨內法規制度研究中,則是構建一套成熟的黨內法規理論體系。因此,如果說當前黨內法規制度研究主要傾向于多學科研究,在研究內容上更多體現出多樣性、零散性特點,那么在以后的黨內法規制度研究中,應當更加重視運用跨學科研究方法。通過強化黨內法規學學科獨立之理論自覺意識,對既有零散的黨內法規知識進行理論整合,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由面到體,進而構建起獨立成熟的黨內法規理論體系。

    第二,提高黨內法規制度研究的選題質量。提高選題質量對于深化黨內法規制度研究至關重要。在肯定2019年黨內法規制度研究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黨內法規制度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低水平重復和游離在研究邊緣的選題。在當前黨內法規研究力量相對薄弱的情況下,更加需要的應是集中有限的研究力量,以形成攻關之勢,關注對理論與現實具有重大價值的黨內法規選題,提高黨內法規制度研究的選題質量。為此,一方面要繼續加強黨內法規基礎理論研究。例如繼續深化對黨內法規基本范疇、價值原則、理論基礎、制度屬性、黨法關系、黨務關系,以及黨內法規制定、實施、保障體制機制等傳統基礎問題的研究,同時還要關注和參考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等課題指南中的黨內法規選題、黨內法規重要學術會議主題等。另一方面,要提升黨內法規對策應用研究的針對性、可操作性。通過加強與黨內法規實務工作人員的交流聯系,以及從黨中央決策部署信息中,準確把握黨內法規實踐的階段性特點和工作重點,以全面了解黨內法規實踐的真實理論需求,進而有針對性地作出理論回應。

    第三,增強黨內法規制度自信。制度自信是理論創新的基礎,理論創新反過來可以強化制度自信。黨內法規制度伴隨著中國共產黨近百年從嚴管黨治黨實踐而不斷發展衍變,已深深嵌入了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領導特性和政治品格之中,成為我國獨有的特殊法治現象。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從嚴必依法度。當前“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形成鮮明反差,黨的制度建設在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而我們對黨內法規制度理應堅定自信。與此同時,正是因為黨內法規制度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決定了黨內法規制度研究不能簡單移植國家法或者所謂“軟法”等既有理論,而必須深入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實際,深刻把握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發展軌跡和自身建設規律。也就是說,必須基于中國共產黨及其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實踐,來推進黨內法規制度的理論創新。正所謂“黨建理論是基礎,黨內法規制度只是黨的建設過程中的手段,它將問題規范化、條文化,是一種表象”[72]。因此,當前深化黨內法規制度研究,必須從思想上擺脫對既有國家法特別是西方法治理論的移植迷信,通過牢固樹立黨內法規制度自信,加大對既有理論的反思,在深入推進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基礎上,從根本上破除制約理論創新的思想障礙,切實推動黨內法規制度理論創新。

    第四,加強黨內法規學科建設研究。推動黨內法規學科獨立和發展,是加強黨內法規制度研究陣地建設的根本要求。這對于促進黨內法規制度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然而,近兩年來關于黨內法規學科建設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數。如2019年僅有6篇文章涉及黨內法規學科建設主題③。依此研究進度既無法為正在進行的黨內法規學科建設試點工作提供深入及時的理論指導,更難以從理論上回應黨內法規學科建設面臨的各種曲解和質疑,無法為黨內法規學科化提供有力的理論證成。因此,在研究黨內法規制度及其現象的同時,必須加強黨內法規學科建設的研究力度。通過對黨內法規學的學科價值及其獨立性、學科定位及“上下左右”學科間關系、師資隊伍建設、教材建設、課程建設、人才培養等具體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形成共識,為推動黨內法規學早日成為獨立的一門學科提供充分的理論準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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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齊凱.打造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理論研究高地[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07-26.


    注釋:

    ① 據統計,2019年有諸多黨內法規研究成果發表在《求是》(3篇)、《馬克思主義研究》(2篇)、《中國法學》(1篇)、《法學研究》(1篇)等權威期刊,有一半的法學核心期刊發表了黨內法規領域的文章,另外《新華文摘》轉載1篇、《中國社會科學文摘》轉載2篇、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轉載31篇。

    ② 2020年1月9日,筆者在“中國知網”期刊類下,設置主題詞“黨內法規”或“黨規”,時間為2019年度,來源類別為“核心期刊”“CSSCI”,以此進行檢索,并在結果中剔除4篇涉及選題指南、年度總目錄、新聞等信息,最終獲得255篇論文,以此作為本文的分析對象。

    ③ 這6篇文章分別為《在法學學科體系中創建和發展黨章學》(肖金明)、《打造中國特色理論話語體系的黨內法規學》(王立峰)、《黨內法規學學科建設三論》(章志遠)、《黨內法規研究方法論探析》(章志遠)、《黨內法規學人才培養體系建設探析》(禹竹蕊)、《黨內法規人才培養體系的構建》(段磊、周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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